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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憶和希望 周建南 1946年，我們從延安分配到承德，劃歸東北局領導。我第一次到哈爾濱向東北局匯報時，那是1946年11月，當時廠址已定在東安，定廠的時間是在8、9月份，具體時間賴堅等同志知道。當時是司令部通訊聯絡處領導的，他們搞到了一批器材，從沈陽退到本溪，從本溪退到梅河口，路過長春、哈爾濱、到了湯原，這地方不合適，就選定了東安，那時叫東安而不叫密山。吳亮平同志當時是地委書記，開始那里還有土匪搗亂，謝文東被消滅后就沒有什么大問題了。這樣廠址就選定了。 建廠時，程明升同志就去了，他當時任東北軍工部的副部長兼東安廠的廠長，負責東安廠的籌建。東安廠后來叫東北軍區軍工部直屬二廠，歸軍工部領導。當時伍修權同志是東北軍區參謀兼任軍工部長和政委。我到東安時，也就是1946年11月。軍工部副部長程明升、韓振紀、王興元等分散在琿春、鶴崗、東安搞工廠。另外，其它地方還有一些攤攤。 1946年11月，我和楊維哲、姚瑯齋、吳俊揚一起到了東安，經過東北局同意，我們就留下工作，不回冀察熱遼了。那時東安的人還不多，我們一起來的同志都留下了。 1946年是我們建廠階段。我們除了在鐵道南臨時鋪了一個攤子，生產前方一些急需器材外，主要的力量都集中到路北，修繕一座主樓。窗戶上沒有玻璃，我們就先釘上木板，釘完之后已經是零下一、二十度了。我們就在屋里生上大鐵筒爐子，然后再修理暖氣。我們正式開始生產，大概是1947年的1、2月份。 1947年的夏天，東北財經委員會把程明升同志調哈爾濱任東北電業局局長。程明升當廠長時兩個副廠長是晉川及席柳溪同志，我實際上是總工程師，后來晉川同志調到大連光華電器廠任副廠長，我是1947年6月任的廠長，羅興英同志任政委。我們上任后，把全廠分為六個分廠。一分廠是機械分廠，廠長是趙材德同志，機械加工主要集中在一分廠。在樓外的有二分廠，廠長是劉堅及李達先同志，主要是生產手搖發電機。另外，還負責我們的備用電源。我們有兩臺發電機組，一旦外面的電停了，我們的就馬上接上，以保證用電。三分廠是有線電器材分廠，主要是改裝移動型電話總機和軍用電話機，是手搖電磁式的，都能背起來就走。三分廠的廠長是向同亮同志。四分廠是搞無線電的，廠長是賴堅及姚瑯齋同志，主要是生產軍用收發報機。第一批定型產品到前方后，經試用有些問題，1947年夏天我們進行改進后，就好用了。它和發電機配套向前方大量供應，是我們部隊上的主要通訊工具。因為有線電話主要是在陣地上，整個聯絡網得靠無線電。我們發報機的輸出功率是15瓦，可以在大約二千公里范圍內保持通訊。五分廠造干電池，廠長是趙景琪同志，廠址在鐵道南的市區里。六分廠是生產信號彈的，廠長是楊維哲同志?？偣惨磺Ф嗳?，這在當時規模是不小的。 當時我們的廠部在大樓前的小院里?？倓湛圃谑欣?，一些日本職工家屬也住在道南。那時還有一所日本子弟學校，學校的校長也是日本人。日本職工后來（全國解放后）都回國了。絕大多數是和我們很友好的，因為當時我們的政策是很正確的，他們覺得受到很好的教育和對待，雖然生活條件苦一點，但精神上很愉快。當時總務科科長是席柳溪兼任，王強任副科長。下面設了很多股，夏禮亭同志是管理股股長。從東安向東十幾里有個裴德，那里有一個我們專門種菜的農場。另外，我們的運輸隊也在鐵道南，隊長是張慶豐同志，汽車也不少。有日本車和后來繳獲的一大批美國車。 當時用水問題也是我們自行解決的。廠部旁有個山包，是個最高點，那里有一個地下水庫。另有泵房從水源地通過管道，將水打到水庫，供應全廠。管道是日本人留下的，經檢查還可以用。那時我們的廠區很大，有七十幾萬平方米。我們的機設設備第一是從南滿帶來的，第二是軍工部發給我們的，三是我們在南滿有一個電器廠和我們合并時帶來的。1947年初，我們調了一些干部去大連光華電器廠，那時大連光華電器廠廠長是段子俊同志兼任，副廠長是肖陳仁同志。同時調來了一批干部，張荊山任工務科科長、呂任任設計室主任，指導員聶晶山同志、器材股股長張玉清同志，當時材料科長是鐘昭隆及瘳克南同志。我們那時分廠長、指導員及科長都是團級，縣團級干部大約有25人。 當時共六個分廠，加上總務科、工務科、警衛連、材料科和化驗室、設計室，這是我們的主體。后勤系統是總務科管的農場、運輸隊、汽車隊。我們的警衛連裝備較好，配有機關槍、擲彈筒等，參加過剿匪戰斗，我們一直全建制保留著這個連。 我們的技術人員由兩部分人組成。從延安來的同志大都是領導，懂技術能動手。日本技術人員都在基層作具體技術工作。我們每一分廠都有日本技術人員，他們當中有搞機械的，也有搞無線電的，搞化學的，有一位原哈工大的教授。后來我們自己也培養了些技術人員，如從軍政大學調來后培養的鐘輝、楊楓、高杰、李國治、蘇時風等，也有從通訊學校來的。 我們的化驗室，先是試制了膠布齒輪，漆包線等，后來我們掌握了它的規律，修建了專門的車間。我們的干電池主要是用的哈爾濱的技術。哈爾濱有一個叫王恩惠的，在日本留過學，學過干電池技術。他曾在漢奸政府做事，日本投降后，他就做起干電池來了，我們司令部看他的電池還不錯，就買他的，我們的五分廠是流水線作業，大批量生產。那時發電機也是流水線。我們曾把王請到東安，幫我們研究生產線和工藝流程，我們建立了工藝規程后，干電池性能穩定了，他愿意回哈爾濱，回去后和老婆、孩子幾個人還做干電池，我們司令部還買他的，維持他的生活。全東北解放后，我們的五分廠從東安搬到哈爾濱的馬家溝，就請他當總工程師。打仗時他還是有點貢獻的。 我們一直是部隊建制。工人、學徒都是參軍的供給制，程明升同志走時，人家都叫我們東安軍工部，實際上軍工部總部在哈爾濱，副部長帶人在外搞基地，程明升離開后，我們就正式定為軍工部直屬二廠。當時還有一個直屬一廠，在西安東，是搞炸藥的。其它地方就都叫辦事處，實際上也都是總廠。 1948年10月20日，司令部來電報，要我們帶上人到哈爾濱，準備南下接收工廠。當時長春、錦州都已解放，就剩下沈陽了，我們到哈爾濱時，同志們都到前方去了，我、羅政委就和東北軍工部的同志也一起到前方去，家里就留給了席柳溪副廠長及吳俊揚副政委主持工作。我們帶著人向沈陽出發，沈陽是11月2日下午解放的，我們半夜就進了城。 沈陽解放后，軍管會主任是陳云同志，副主任是伍修權同志。到沈陽后，陳云同志指示我們接管所有的電器廠，凡是帶“電”字的都歸我們接管。他還向我交待這些東西可不要往東安搬，將來東安還要往這里搬。在沈陽我們一共接管了七個廠。一廠原先叫滿州通訊機廠。國民黨在時，屬聯勤總部，廠戶都搬空了，里面都是卡車，修好之后都用上了，東安來的同志就駐進這里。后來我們把無線電、有線電搬到這里。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儀表組，有一個叫豬島的日本技術人員，我們派李國治、蘇時風跟他學，形成儀表組。大連有一個分廠廠長桑志行及孫畫秋同志搞儀表，以上這些合在一起成為沈陽電工一廠。我們接管了其它廠就成立了一個電器制造總廠。廠部設在現在的高壓開關廠，歸東北工業部。這部分主要是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留下的，只剩下七十七個人，其它人都解散了，沒事干，也沒有飯吃，發一定維持費。沈陽解放后，不久，天津就解放了，接著又進了北京。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傳達后四野要南下，上級決定我們留東北，幫助解決一些裝備。我們只有羅政委等少數同志隨部隊南下了，其中包括五分廠的趙景琪、總務科副科長王天生。 我們在1949年3月底4月初，從北京回沈陽，然后就醞釀成立電工局，把我們所有的電工廠統管起來，其中包括東安的、沈陽的、撫順的廠子，這件事最后經東北局的三位領導，高崗、陳云、李富春都批了。根據上級決定，我就到東北軍區向伍修權同志匯報（他原來就是我們的政委）。他說這件事我知道，你就負責辦，把部隊全建制轉到地方，歸東北工業部領導。東安工廠的同志以前都是參軍的部隊編制，這一點許多同志都可以證明。 我們轉業的時間是1949年5月，東安廠撤銷，六個分廠全部遷出來，設留守處，工廠重新編制。那時，哈爾濱的大直街我們已設了一個分廠，開始叫有線分廠，加上五分廠的干電池分廠，后來叫電工十三廠，由汪解民同志負責。電工一廠主要搞純無線電、有線電器材加上儀表，由賴堅、姚瑯齋同志負責。電工六廠搞電機，由劉堅同志負責。電纜廠是從頭搞起的，當時叫電工七廠，由楊維哲、張荊山負責。東安機械分廠合到電工九廠，就是專用設備廠，搞各種專用機械，由趙材德同志負責。大連燈泡廠和沈陽燈泡廠合并后就是電工三廠，由方松谷、鄭重同志負責。這是因為沈陽的廠房條件好，所以就合了過來。后來籌備的哈爾濱電機廠叫電工四廠，由白陽、桑志行、李達先負責。電工五廠就是變壓器廠，由何效寧、郭星同志負責。電工行業發展中，王鶴壽同志給了我們很大支持。電工八廠是蓄電池廠。電工二廠是大連電機廠。電工十一廠是大連電瓷廠。電工十二廠是撫順電瓷廠。在整編及核實加強電工行業的過程中，東北工業部長王鶴壽及副部長呂東、安志文同志給予很大支持和強有力的領導。 到沈陽后，我和肖陳仁同志任電工局副局長，當時程明升兼局長，他主要搞東北電業局的工作，實際上是我和肖陳仁同志負責。后來我任電工局局長，肖陳仁任副局長，白陽任秘書長。那時電工局對電工行業各廠的領導比較集中，還有幾位蘇聯顧問。如材料主要由材料處統籌，財務由經理處統管。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開始后，王鶴壽同志找我談話，指示我們要搬廠，要把那些好的、重要部份搬走，所以我們就把電纜廠搬了一部分，組成了哈爾濱電線廠。電工六廠的一部分搬到佳木斯，組成了佳木斯電機廠，另有一部分遷到哈爾濱電機廠。阿城是電工一廠的大部分遷過去的，所以阿城廠有東安來的，也有大連來的老同志老職工。 抗美援朝初期，我們恢復了無線電等軍品的生產，后來軍品任務沒有了，王鶴壽同志指示我們要為東北恢復工業和重點建設東北重工業基地服務。電工行業要加強，需要能夠大量地提供各種電工產品，為此發給了我們一批蘇聯來的機器設備。所以東北電工行業發展得很快，這和東北工業部的領導和支持是分不開的。 1950年毛主席訪蘇后，來了一批蘇聯專家，專家們幫助我們規劃，定了一批項目，抗美援朝后，經過搬遷，工廠增加了，我們決定工廠按電工產品分類分工的專業化道路，所以我們把原電工一廠改成低壓開關廠，也稱電工十四廠。原電工六廠改成高壓開關廠。 電工五廠改成變壓器廠。大電機在哈爾濱電工四廠，特種電機在佳木斯電工六廠，小電機在大連電工二廠。這樣分工以后，東北電工行業就逐步形成了一個體系。阿城就承擔儀表、繼電器，發展方向就是儀表、繼電器。這是五一年春天確定的各廠方向。后來華東曹維廉同志來考察，很贊成這樣做法，認為東北按專業化辦廠，方向是正確的。 1951年開始搞156項重點建設，其中有一項是電氣儀表廠的建設。蘇聯來了個叫沙霍夫的專家，搞電氣儀表廠的任務書、選廠址。 沙曼屯、阿城、香坊等都看了，最后定在沙曼屯。但我們原有兩個蘇聯專家、顧問（沃爾科夫、納扎列夫斯基），對他的方案有不同的意見，最后我們決定這個項目產品方案中電工儀表部分放在哈爾濱，向中央財經委員會李富春同志匯報。為避免品種太多太雜，把繼電器部分放在阿城老廠，仍作為一個援建項目，這樣就形成了現在的阿城繼電器廠。哈爾濱電表儀表廠也由阿城老廠負責籌建。 電工一廠大概是在1950年11月搬到阿城。先是在縣城要了房子，有個立足點，然后把黨校的房子要來了，給了幾十萬塊錢，黨校遷到沙曼屯去了。開始還搞了一段軍品，后來搞民品，就是電器儀表及繼電器，做為156項之一定了后，阿城就發展了繼電器，許多電力系統的繼電器都是阿城廠制造的，成績是顯著的。1953年，黃敬同志到阿城，那時廠房（原先是日本兵營）全是地板，天花板里全是電線，要求注意防火。后來按工廠設計蓋了廠房，搬到山腳下的現在廠區所在的地方了。 我們要發揚老廠的傳統，嚴格要求、嚴明紀律。我們的隊伍文化較低，就要提高，按兩個文明建設的要求培養隊伍。東安工廠建廠初期，我們從建廠到產品定型，成批生產，一共才兩年多。戰爭時期各方面條件都很差，但生產效率很高，各種困難都能克服，有些事情現在幾乎不敢想。那時我們靠的是革命精神和嚴格的組織紀律。在電工一廠時期曾經出了質量問題，錯誤地將總工程師整了一頓。其實產品剛轉到民品，搞繼電器有困難，出差錯是難免的，那時我們采取的方法就是嚴格要求。聶桂田同志當廠長時曾組織大家埋頭苦干，現在他還講：我轉業干工業，開始就碰到質量問題，經過嚴格整頓一下，我就懂得了不嚴格要求是搞不好質量的。 我們還吃過一次大虧，那是在“文革”中，使各方面都受了損傷。1975年我到阿城和吳昌同志（省機械廳長）參加你們常委會，開了六個小時。要解決領導班子團結問題，就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雙方都應該檢討，應該團結，按原則辦事，阿城的老同志對外來的同志應該歡迎支持，外來的同志也應依靠廣大干部、群眾。領導班子問題影響工廠的進步，應吸取這些教訓。 我們的優良傳統是什么？我們的歷史經驗教訓是什么？我們近年來有進步，應該肯定，還有些該注意的東西，你們把它消化了，再進一步前進，“阿繼”廠還是大有可為的。你們離哈市幾十公里，這不一定是壞事，能把隊伍鍛煉得更強一些。你們現在加上大集體九千人，應該搞多種經營，光靠繼電器可能消化不了，所以要搞得更活一些，不要捆住手腳，但也不要亂來，不要光想做商業買賣，要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努力做好，滿足社會需要。要創名牌打入市場。要競爭，競爭沒有壞處。要建立一套服務系統，要發展一系列計劃的產品，你們才能興旺發達。東北是把待業青年交給廠里消化，進廠之后都是近親，這不是社會化的好辦法，但是地方上又沒有好辦法，要求我們承擔，我們就要好好地承擔，要干就好好地干，多發展一些品種，搞一些獨立經營的大集體，要搞好，要有競爭能力，按工藝規程生產。你們搞新門路、多種經營時，每一個產品都要正規地上，現在我們有的鄉鎮企業出的毛病就在于不是正規地上，工人必須經過培訓再上崗，不經過培訓絕對不行。這次我們上海的“桑塔納”汽車又出了毛病。裝配線上缺人了，把廠內搞衛生的人拉來就上裝配，這怎么行，我們搞了幾十年，從日本投降到現在都四十年了，應該積累下豐富的經驗了。 你們的鍋爐滅火保護裝置將來用途不小。我們的電站并不多，但鍋爐還是很多的。工業鍋爐需要滅火保護和自動點火，你們做完鑒定后要大力宣傳，可以把國內外價格做比較，宣傳自己在質量上、價格上的優勢，有些能生產的，就不到國外去買。 將來發展方向問題，你們可以和電工局研究一下。要開發新元件，包括電站、電網自動化，裝備可以參考國外的技術發展。要不斷地有新產品，總守著老產品，終有一天會垮下來。要發展新技術、新產品、上水平，加強競爭力量，還可以引進技術。當然，引進的要確實是好的，適用的，要有經濟效益，能增加企業收入，滿足國家的要求。 我們還沒有成熟的經驗，要先試行，逐步推廣，其前提是提高定額百分之二十。彭真同志、張勁夫同志都鼓勵過你們，另外，我也跟“全總”的羅干同志商量過了?？傊?，我們要抓全員培訓，提高素質，不要人浮于事，稀稀拉拉的，寧可抽出來加強培訓或輪流培訓。 講現代化，最不適應的首先是隊伍問題，包括管理隊伍。不少工廠都搞了初具規模的培訓中心，要發展，就要有高水平的隊伍。 這次黨代表會議的文件很快就要發表了，特別強調了企業要提高質量和經濟效益，今后應特別注意這兩點。 “阿繼”的前身是沈陽電工一廠，沈陽電工一廠的前身是東安電器廠、大連電器廠。無論是東安的、大連的、沈陽的同志都算我們的老同志，應團結一致，帶動全廠同志，為四化而奮斗。把廠址定在東安時就算建廠日期，具體時間你們可以去問問賴堅、趙材德、鐘昭隆、王強等同志，我和吳俊揚、姚瑯齋、王強等同志是晚一點才去的。 這些就是我對“阿繼廠”的回憶和希望，我們相信這支隊伍是很好的，一定能夠在四化建設過程中繼續打勝仗的！ （注：這是根據1985年9月23日，原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建南同志接見阿城繼電器廠領導時的談話錄音整理，并經本人審閱后發表的。題目為編者所加。）
下圖：歷任東北電器工業管理局周建南局長（右一）與周恩來總理親切交談。周建南局長在 1950年陪同周總理訪蘇參加談判和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1948年11月2日，沈陽解放，解放軍連夜接管了東北電業總局。之后東北電業總局改為東北電器工業管理局，程明升擔任第一任局長。后來由周建南任局長，安排電工十五廠（原稱電工六廠，后改名沈陽高壓開關廠）成立100號車間，首先為吉林豐滿水電站提供高壓定子線棒，其后為我國高壓定子線棒技術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建立了水輪機車間。這里提到的東北電器工業管理局是新中國成立后哈爾濱電機廠成立的前身 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總理率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中國代表團成員有：李富春、陳云、張聞天、粟裕等。代表團到莫斯科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等舉行談判。周恩來在莫斯科機場上發表了講話。雙方在談判中討論了有關中國和蘇聯兩國關系中的重要政治與經濟問題。 |
